遗弃、遣返散文

遗弃、遣返散文

　　一、遗弃

　　我算是有幸，刚好赶上了那个“革命大串联”；但我很不幸，没有资格参加“革命大串联”。

　　“史无前例”的“文革”是在猝然之间到来的。我刚上初中不久，虽然很多事情无法理解，但我有我的看法。在我的眼中，这场运动不外一个字：“打！”狠狠地打，打四旧，打文章，打人……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镇中学里第一个被“打”的人，就是我爸——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他被打倒了，没说的，我也就跟着倒霉，我被列为“黑五类子女”，不能加入“红卫兵”组织，不能参加“大串联”，不能……总之，我被“革命阵营”遗弃了。

　　然而，“革命阵营”是很仁义、很宽容的。不知是阵营的哪位领袖忽然发了慈悲，宣告说：五个（或者以上）“红五类子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后代），可以携带一个“黑五类子女”参加“革命大串联”。谢谢恩赐啊，阳光雨露就这样洒落在我的身上。

　　同班竟然有七个“红五类”联名，愿意携带我，组成了一个“长征队”。我夹在他们的中间，可别幻想是啥“七星拱月”，而是七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围烤着一块黑铁疙瘩。关于这一点，我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

　　我们八个整好行囊，带上干粮，迈向了征途。我们要学习红军的长征，步行串联，目标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韶山。我们进入大鹏山区，穿过荒无人烟的蒙山，蜿蜒前进，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一路往北，往北！

　　出了荒山，又沿着湘桂铁路继续进发。忽然驶过一列风驰电掣的列车，我们都慌忙闪在路边，列车上飞溅而来的大小便如雨般撒了我们满头满脸。我们骂了他娘，擦去屎尿，还得往前走。每天走50到60公里，脚上都起了泡，鞋帮咯到水泡，痛彻心肺。路上不时遇见类似的“长征队”，南来北往的，双方打招呼，互相鼓舞斗志。

　　晚上一到住宿地，第一件事就是脱去解放鞋，用缝衣针扎破那一只只水泡，留下线头穿过水泡的两头，让它流出黄水，再用热水洗净，涂上万花油——不这样处理次日就无法走路，我们都弄出经验来了。

　　先前，队长已经把钱和粮票交给房东，让他帮做饭菜。饭菜就搁在地上，八个人像一群饿狼，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过后，躺在临时地铺上，挺尸，睡他娘的，各想心事。

　　终于有一天，是在靠近湖南境的一个村镇上，我们宿在一个废弃仓库里，连住宿费也不用支付。队长告知大家，明天休整一天。每个队员都高兴，但乏了欢呼的气力，没人吭声。夜里，我发现队长几个在仓库的角落嘀咕什么，也没在意。那晚我睡得特沉，一觉睡到次日的日上三竿。

　　我睁开眼，爬起身来一看：仓库里死一般寂静，七个同学一个也不见了，他们的行囊也都不在。我慌了，仓皇奔出仓库，大声喊叫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没有任何回音。泪水终于忍不住，在我的脸上流淌。

　　我终于明白过来：他们有意不要我，已经走了！我是被甩了。也就是说，我被遗弃了！

　　说老实话，这样的遗弃，不啻把我置于死地。我一个未成年人，在举目无亲的远乡僻壤，怎么生存？怎么回家去？倒不如开初不带我出来呢……

　　事情过去很多年之后，我早已想通了：我不抱怨那几个同学。后来当我与他们在家乡重新聚会的时候，我们把这段经历作为笑谈。

　　我所记恨的，是那个把我列为“黑五类”的政策。

　　他们问起我一个人是怎么回家的？我不禁一番感慨。我当时没立即回家，而是攀上“免费火车”，再转汽车，硬是闯到了韶山。谁知从韶山回到湘潭，住在“红卫兵招待站”的那天夜里，被同房的人趁我熟睡时偷光了我的一百多块钱，还有全国通用粮票、缀满一块手帕的各种纪念章。那会我真的陷入了死地。要不是招待站给“借”饭票，又给办理免费乘车手续（恰逢国务院通知结束串联，动员外出人员返回原地），后果将会怎样我就不知道了。

　　曾有朋友建议我将这段经历写出来，题目就叫做《一个13岁孩子的独自远征》。我觉得接触到“遗弃”这字眼太惨痛，所以至今未写。

　　乱曰：遗弃，是一种很残忍的行为；被遗弃，则是人间一种很悲惨的遭遇。想想，被遗弃在垃圾堆旁边的婴儿，眯着无神的眼睛，扬着无力的小手，赶着飞舞的苍蝇与蚊子，那是怎样凄惨的景象？伏维尚飨！

　　二、遣返

　　那是个秋风萧飒、星光惨淡的寒夜。

　　从石家庄开往天津的一列特快列车，入夜到达一个叫唐官屯的小站时，突然停了下来。接着广播响了，说是临时停车查票。

　　那个时期中国的火车是完全没有准确的时刻表的，说停就停，简直到了随意的地步。我躺在某个座位底下没睡着，一听说查票，神经倏地绷紧了。

　　我慌忙从座位底下钻出来，找两个同伴——阿雄和阿钦。他俩已经从行李架爬了下来，与我会合。果然就听到一阵吆喝声：“查票啦！查票啦！”从车厢门那边出现戴着红袖章、背着步枪的几个人，开始查票。

　　我们仨是没车票的。但我们早已练出经验，悄悄地往车厢的另一头溜去。谁知这次不灵光了，那头同样有查票的民兵。以往我们或躲进厕所，或钻到座位底下，如今这些招数都不管用了，查票的民兵很凶悍、很仔细，没票的家伙一个也躲不过去。

　　我们被押送下车。往四周看看，月台发黄的灯光照见，长长的一溜队伍，怕有一百多人，看样子绝大部分都是像我们一样的中学生。

　　我们被关押在一个候车厅里，两头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民兵在把守着，防备有人逃走。然后，有个军人进行训话，他板着脸孔，神情很严肃，说是执行上级的命令，天亮后将把我们遣送回乡，从哪来回哪去。

　　我和阿雄、阿钦面面相觑，心里在暗暗叫苦。

　　我们三个是分别从家中偷跑出来，历尽千难万苦才到达这里的。全国已停止大串联，可我们就是不甘心。没赶上“八次检阅红卫兵”的幸运，好歹也要到一次北京啊！我们住在同一个镇子，却在不同的初中上学，他俩比我高一年级；学校都上不成课了——闹什么两派的“武斗”；我们各自溜出学校，一拍即合，并且确定要在国庆节前到达首都！为了严明号令，我们按年龄排座次，阿雄是老大，阿钦是老二，我是老三。确定行动方案之后，分头回家骗了父母的一点钱，偷了家里的一些粮票，就这么闯荡江湖来了。

　　三个人合起来的盘缠还是少得可怜，一路上只能省着钱用，惟一的方法是乘“免费列车”。我们没有一丁点惭愧的感觉，记得上年盛行串联那会儿，乘车跑遍全国不是都不要钱的么！

　　我们混上车的招数多的是——这是秘密，不好张扬。有时客车不好上去，就攀到北上的煤车。一截一截地走，走一站停一站的，从两广到衡阳，株洲，长沙，岳阳，武汉，郑州，新乡……在石家庄稍作停留时，发现这个城市很冷清，街上一片狼藉，到处是石头，哪里还传来枪声。原来这里刚刚也进行过武斗。我们不敢久留，慌忙又溜回车站。扒车继续北上。

　　在车上听到有人说，靠近北京的铁路沿途城市都设置了“劝阻站”，要把进京的学生全部遣送回去。我们得知这消息后，觉得很不妙；在快到保定时，我们临时决定绕道走。于是，在一个小站下车，重新搭乘南下列车回到石家庄，绕往天津去。哪知列车到达距离天津已经不远的这里，我们还是被逮住了。

　　训话的军人走了。但把门的民兵还在。候车厅里的人东歪西靠躺在地上。阿雄想试探能否溜出去，谁知刚走近门边，持枪的民兵就大声喝令他退回去，还晃着手中的枪，似乎在宣示：谁敢逃跑，就让他吃枪子儿！

　　我们就这样被困在厅里。北方的深夜十分寒冷，飕飕的北风从门窗缝隙灌了进来。我们都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到了后半夜，把门的民兵也熬不住了，想必到什么地方取暖或喝酒去了。

　　我们仨瞅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从门边飞快地闪了出去，立即隐身在屋角树丛的黑暗里。我回头一看，只见那把门的民兵不知从哪里又回到了门口处，正用枪口把想溜出门的人逼得退回去。好悬！我暗呼侥幸。

　　我们三个像侦察兵一样，匍匐在地，衔尾爬行，爬啊，爬啊，爬过渠沟；又猫着腰，贴着矮树丛，往夜色出溜。溜到远处，阿雄和阿钦都翻过了栅栏；我个子不高，攀登栅栏有些勉为其难，翻身跌下地时崴了脚，还弄出了声响。随即，那边就传来喝声：“谁！我要开枪了！”

　　我浑身一个哆嗦。阿雄死死地把我按在地上。我们三个谁也不敢动。

　　过了好久，好久！民兵可能以为是风吹草动吧，那边早已没了声响。

　　我们硬着头皮，爬行，翻身，跃起，潜进了黑夜的深处……

　　我们冒着寒冷的风，借着惨淡的星光，沿着铁路一直往前跑。天亮时，跑到了静海县。嗬！静海县！我记得念小学时读过一本小说《儿女风尘记》，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如今的我们仨，岂非也落难在风尘中？

　　但我们到底达到了目的，经天津，终于在国庆节前一个礼拜进入了北京。只不过，回头想起这段经历，还是免不了心里恐惧：那枪子要真的飞过来呢？

　　乱曰：遣送是一种强制行为，在许多年头里，中国常见这种现象。如今，仍然不乏“遣送”的对象，且手段更强硬。比如北京安元鼎保安公司与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签订合同收佣金，在京设立多处黑监狱，拦截、关押上访人员，然后强行遣送回原地。谁敢反抗，棍棒、枪口就等在那儿。稀里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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