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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的小故事
【郑成功的小故事一】
郑成功的故事
郑成功，明清之际收复台湾之名将。福建南安人，郑芝龙子。出生于日本，初名福松;七岁归国就学，塾师奇之，为他取名曰森，指为可造之材;十五岁后入太学，为监生;仰慕钱谦益，因执贽为弟子;钱谦益甚重之，乃号其字曰大木，许其将为栋梁之选。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太学解散，郑森归闽。
同年闰六月，皇裔朱聿键依郑芝龙而建国福州，改元为隆武元年(1645年)。郑芝龙即“命其子郑森为隆武帝侍卫”。当时，郑芝龙的弟弟“鸿逵引其子肇基见于王，王赐之姓。芝龙闻之，亦引森入见，王奇其貌，与语，大悦之，抚森背曰：‘恨朕无女妻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赐国姓，名成功，命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附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称之为国姓”。其时，“日本国王闻芝龙贵宠，亦送翁氏(即田川氏)至安平”;“田川氏遂痛舍七左卫门(郑成功弟)，于隆武元年(西元1645年)十月得至福建安海镇安平城。成功还里省母，其母以事君秉诚竭忠教之。成功因立大志，以中兴明室为己任，乃彻夜写作《恢复大业治兵筹饷锐精兵器之要策》一疏，送上隆武帝阅览”(台湾“三军大学”1972年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卷十七》)。
隆武元年十二月，隆武帝亲征，经延平府至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市)。
隆武二年二月，隆武帝由建宁府回驻延平。郑成功“常与隆武帝谈到国家的前途，军事的利弊，说到激昂慷慨的地方，君臣甚至于抱头痛哭”。此时，“隆武帝知郑氏不足以有为，决心出汀州入赣州与湖南为声援。二月，帝至延平，芝龙不欲帝出，即率军民数万人遮道呼号以留之，隆武帝遂驻在延平”。有一天，成功见隆武帝愁坐，因跪奏曰：“陛下郁郁不乐，得毋以臣父有异志耶?臣受国厚恩，义无反顾，臣以死捍陛下矣。”
三月间，“赐姓成功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隆武叹息”;下旬，“吉安陷，郑彩弃广信(治今江西上饶)奔入关(今福建武夷山分水关)，未几抚州陷……报至行在，大震;上削彩职，戴罪图功”，“命郑成功自延平出兵西上，收拾郑彩余众，进守邵武西之分水岭(光泽县与其西江西抚州等地交界处即分水岭共有九关十三隘。其中较著名者为铁关又称铁牛关、杉关、分水关、老关又称山头关)以阻清军”。
四月，“著国姓、辅臣速约各镇鼓锐前进，铅山告警，必行兼顾，以巩崇关(即武夷山分水关，又称大安关)”;“新抚永安、沙县山寇头目一万十三名……听国姓节制”;“敕国姓成功兼顾大安关，仍益兵防扼，恐有清骑突入”。
六月一日，仙霞岭驻军兵哗;守将郑鸿逵，误谓清兵至，弃军徒跣逃跑;三日夜抵浦城。行在闻知大震，削夺郑鸿逵之封爵。同时，隆武帝晋封郑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使移军前往镇守浦城仙霞岭即正北大门。
当时，即将撤离延平的郑芝龙，以清军将要大举入闽，于是遣心腹吏蔡辅前往命成功撤兵。蔡辅至仙霞岭见成功，成功不待其出语，即厉声责之曰：“敌师已迫而粮不继，空釜司饔，吾将奈何耶?速归请太师(指其父郑芝龙)急发饷济军，慎勿以封疆付一掷也。”蔡辅噤不敢言;还报于芝龙，说：“假若我提及纳款，我的头早已断了。”郑芝龙说：“痴儿不知天命，固执乃尔;吾不发饷，彼岂能枵腹以战乎?”无奈之余，郑芝龙因上疏称：“海寇狎至，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则无家，非往征不可;……拜表即行。”隆武手敕挽留云：“先生稍迟，朕与先生同行。”中使奉敕到江边，芝龙早已挂帆离延平了。当时，郑芝龙间使密约款于清，随郑芝龙撤兵离延离关回安平的有郑鸿逵、施福(一作施天福)以及郑彩等;隆武即位时有“守兵战兵略计二十万”，除败降逃亡之外，估计郑芝龙所撤走的应是战兵，大约十万。诸关、城邑之兵骤然减少，因此产生“空关”之感。而郑成功屡次摧粮饷均不得，军中乞食，逃散日众，成功不得已而撤至延平。
郑芝龙撤兵离延离关之后，闽北关防重新作了布置。当时江西基本上已经失陷，浙南尚有监国鲁王;因此，以御史郑为虹等人守浦城仙霞关，而郑成功则带着些许战兵，主要防御在光泽，甚或还兼督崇关。
七月，清兵已抵闽关;八月初一，从景宁关(在浙南闽东之间)入闽东，郡县望风降附;十三日，清贝勒罗托部已陷衢州，入仙霞关，遂克浦城、建宁(今福建建瓯市)、延平;守浦城的御史郑为虹、给事中黄大鹏、延平知府王士和，皆死焉。二十三日，清兵至延平。
隆武帝已先两、三日由延平取道顺昌，准备由汀州遁江右(赣南)。此时，在光泽一带的郑成功，闻报，由光泽经顺昌而下延平，大约廿二日或廿三日，途中遇见已经离延的隆武，入见隆武帝;隆武问之曰：“芝龙、鸿逵，朕将焉依?”成功跪于榻前泣奏曰：“臣父臣叔，皆居心叵测，陛下宜自为计。”与帝相持大哭。隆武帝遂欲西入赣，成功辞君赴金门，欲联络豪杰同赴赣南寻隆武。隆武于八月廿六日入汀州城，九月初仍驻汀州。随后遇害。
郑成功辞别隆武之后，下延平，与入延的清兵猝遇，郑成功“交锋不利，率师南下”;路遇北上的王忠孝，郑成功告诉王忠孝“上已先四日行，剑南(即今福建南平)皆北骑，公将安之?”王忠孝之后终老于台湾。
郑成功离延时，有一批闽北抗清义士追随郑成功前往闽南、台湾。自其随隆武帝出征，于隆武元年十二月中旬进入延平，到次年八月下旬的此时离开，大约在闽北逗留了八个月有余。
郑成功离开闽北后，反对其父降清，树起抗清旗帜，南征北战，威震清军，史称“明郑”。离开延平的第二年，二十四岁的郑成功以广东南澳为基地。所树立的旗帜上方写着“明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另一面旗上写着“背父救国”四个大字。随即出兵，连破闽南沿海多处，改中左所(即今厦门市)为思明州，以为政治、经济中心;自此时至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曾三次北伐江浙，九次南征闽粤，其中，永历十一年北伐攻克温州、台州，进入长江，威震清军。当时，在滇城的永历帝，于永历二年十月“封成功威远侯。三年……七月，封成功为延平公”，永历十二年春正月，又遣漳平伯周金汤航海至思明，晋成功为“延平郡王”，给金印(《台湾通史》卷二)。但是，郑成功因尚未打败清军，谢不受爵;收而藏之，终身不一用(《南明史略》与范咸《台湾府志》)。——郡王是仅次于亲王一等的爵号，延平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是一个方法要地。延平作为建制地名，最早出此刻距今1620年的东晋太元四年(379年)，这年改南平县为延平县，到唐武德三年(620年)设延平军，开始突显其“铜延平”之军事方法要地的地位;元大德六年(1302年)改南剑路为延平路，明洪武初(元年为1368年)改延平路为延平府，为闽中八府之一，直至1913年废府设道;其
后，在沉默了80余年后于1995年1月撤南平地区改南平市的同时，县级南平市改为延平区，“延平”才又重登历史舞台。简言之，延平断续出现四次，存在约1045年，其中第四次即元大德六年以来长达612年之久，建制级别最高，影响也最大。——显然，正因郑成功初出茅庐展现才华于延平，而且隆武帝始封郑成功忠孝伯之爵位也在延平，因此永历帝才封他为“延平”郡王;同时，正因郑成功抗清所经历的安平、南澳、中左所(思明州)等地，建制级别都不如“府”级的延平，而古代封爵又常与建制级别有关，因而封他为“延平”郡王。由此可见：郑成功的政治生涯和伟大功绩乃至郑成功的英名，都是从延平亦即闽北开始的。
郑成功于永历十三年再次北伐，战败后退回思明，便着手收复台湾。当时台湾为荷兰殖民者所侵占。后经过八、九个月的战争，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即1662年2月)迫使荷兰总督揆一投降，使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可惜，克台后不到半年，这位年轻的民族英雄就病故了。
【郑成功的小故事二】
郑成功小时候的故事
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小时候，既爱习武，又迷读书。但是，他的父亲、福建总兵邓芝龙，却一心一意要把他培养成武将，以便将来能承袭爵位。
一次，邓芝龙父子在幕僚宾友的陪同下，乘着一只官船，在五马江上游览。船内吹箫弹琴，猜拳行令，好不热闹！郑成功却无心玩赏。他坐在角落里，聚精会神地读书。郑芝龙看了，不便直说，吆喝一声：“升帆！”
帆升起来了，风儿将它鼓得满满的，船就像一支离弦之箭，“嗖嗖”地向前飞去。邓芝龙又叫了声儿子，说：“我出个对子，你对对看。”
“请父亲出上联。”郑成功抬起头来。
“你看对面那只舢板，尽管渔民拼命摇橹，可怎样也赶不上我们，因此我以为：‘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这就是上联。”
邓芝龙出的这个上联，实在不好对呀！原来他语带双关，表面上说是拼命摇橹不如升起船帆，实际上“橹速”是影射周瑜的谋士鲁肃，“帆快”是隐喻刘邦的参将樊哙，其真意是“文官不如武将”。要找到两个历史人物，又利用谐音，完成这个对偶句，实在不易呀！但郑成功聪敏过人，很快就想出了下联：“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语音一落，满座叫绝。原来这也是个双关语，表面上说是笛声清脆但比不上萧声和谐，实际上“笛清”暗指宋仁宗驾下的大元帅狄青，“箫和”暗指协助刘邦治国平天下的丞相萧何。其真意是“武将难比文官”。
在众人的赞叹声中，邓芝龙暗暗感到自己以前的做法似有不妥。从此，他再也不干涉郑成功攻读诗书了。郑成功一边读书，一边习武，最后成为赫赫有名的文武全才。
【郑成功的小故事三】
郑成功与施琅的故事引出的一点小故事
从地图上看，从施琅老家晋江深沪湾边的衙口村到围头湾边郑成功老家南安石井，直线距离才20多公里。同为闽南人的二者，在明末清初这个动荡的年代，纠葛出的恩恩怨怨却对历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最初是作为战友共同进行“反清复明”的军事斗争，但最终却反目成仇。他们都收复过台湾，不一样的是，郑成功是从荷兰人手里，施琅是从郑氏小王朝里拿回的台湾。郑成功死守着闽海一隅顽抗清军，借着南明政权的旗号，打着自己的算盘，在他爹郑芝龙降清后依然如次；由于方法的需要，郑成功出兵收复的台湾，从当时的情境来看，这绝非出于维护“大明”或“大清”的版图统一之爱国情愫，正因“大清”，其所抗也，“大明”已垂暮流亡，早就没了多少版图；假若清朝没有逼的那么紧，能够让他在闽南粤东回旋开来，那他就没必要跑到台湾。反过来，如果军事上需要，不是台湾的话，或许也可能跑到是琉球，或者更远的菲律宾。一句话，收复台湾是现实的需要而不是郑成功的个人大义。当然，他的举动所产生的历史后果是有好处的。而施琅先是跟郑芝龙降清，后又叛清跟了少东家郑成功，但由于功高盖主，二人生隙，郑成功诛杀了包括他父亲及弟弟在内的诸多家人；施琅再次降清。在被闲置十多年后，最后给了他收复台湾的机会
，澎湖一战，岛民来降，施琅却没有公报私仇，借机报复郑成功后人，台湾最终又并入版图。
但后人的评价却反差甚大，郑成功“魁梧”异常，从政府到民间，他是以一个“民族英雄”的姿态出现，38米铜像挺立在泉州大坪山上，16米石像挺立在鼓浪屿水操台上，名号也挺立在诸多叫“成功大道”或“成功中学”的城市村镇，挺立在爱国者的心中。而施琅，虽然他也收回了台湾，但这功绩似乎都算到了康熙的头上。做为一个前朝的叛臣，两次降清的举动，这在忠义传统的中国难以被正统话语权所理解。但事实上，台湾收回后，随即又产生“弃”还是“留”的两种主张，两条路线。清廷多数官员，包括康熙皇帝，认为只要肃清郑氏政权的残余势力，就能够班师回朝，不必在台湾设郡置县，派驻军队。施琅身处群议的包围，力挽狂澜，他从国防、物产、民心和外患等方面着手，上疏朝廷，陈说利害，施琅指出:“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弃之必酿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正是由于施琅的坚持，清廷最后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立台湾府。因此，即使从此刻的维护统一的话语权来看，施琅的作用不在郑成功之下，正因郑成功从夷人那收回的台湾，若非清廷再次回收，李登辉的“一边一国”或许早就实现了。而假设历史真是这么发展，那郑成功的名声将远比此刻显赫——当然是在
对岸的台湾，做为一个“建国之父”。
当然，对于历史人物都得以“辨证的唯物主义”去看，那里并没有说郑成功“坏”而施琅“好”，施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借中央不甚重视这个边远小岛之机，大势掠夺，台湾物产所纳粮税大半进了施琅的私人仓库，甚至穷苦的渔民也无法免于收刮。把他们两个人摆出来，要说的就是历史的真实以及重新被建构的过程有时候超出了我们大脑所能处理的权限，而仅仅是成为被政府舆论及快餐媒体打造出的一个个“故事”，精彩而且实用。做为“统战”工具的郑成功，“被民族英雄”了，反过来，对岸的“台独”分子则是以另一套话语来对郑成功进行“包装”，成为“台独”宣传的一面旗帜。郑成功是无奈的，人家死了三百多年，就是形势所迫做了一件当时来讲无奈的选取，从红毛那收了台湾，好事就是好事吧，还要被两边拿去拉扯。
最后提一点关于郑成功的血统，他母亲田川氏，是日本肥前平户岛主田川七左卫门之女。他出生在日本，在日本生活了7年，他的弟弟，也就是郑芝龙的次子七左卫门被留在日本。因此郑成功能够说算半个日本人。按道理郑成功更就应成为“中日友好”的代言人吧。但思考到这可能会影响他“民族英雄”形象，这一点在极讲究正统的社会，被刻意地忽视。于是我们从小就知道郑成功是一个“民族英雄”，他收回了台湾，维护了祖国伟大的统一事业，就此打住了！——这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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